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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孽的报应》:德国和日本是如何应对各自的战时罪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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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6-6 06:57:00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人文社科】《罪孽的报应》今今乐道读书会核心书摘
《罪孽的报应》是作者伊恩·布鲁玛经过长时间的游历、观察和访谈,以及对文学作品、电影、教科书、纪念碑等文化产物进行充分挖掘后形成的一本书。为什么战后德国人“甘心悔过”,日本人却“死不认错”?
书中为大家列出了造成德国和日本对战争认知巨大反差的两大关键因素:政治制度和文化制度的转变。通过回溯战后德日两国政府和民众面对战争罪孽的思考与作为,本书将带领读者一起追寻隐藏在反思与忏悔、否定与歪曲、麻木与逃避背后的民族心理与集体记忆。
适合谁读
· 进取者
· 对历史感兴趣的人
· 对军事、战争有深刻理解的人
关于作者
伊恩·布鲁玛,1951年出生于荷兰海牙,先后在荷兰和日本求学,大学期间曾攻读中国文学和历史,后专注日本研究。布鲁玛在德国、东京和香港都生活和工作过,90年代来过中国大陆,为《纽约时报》《新闻周刊》等媒体撰写过关于亚洲的政治和文化评论。他的代表作有《罪孽的报应》《他们为什么恨日本》等。他曾先后任教于哈佛、普林斯顿、格罗宁根等大学,现在是华盛顿特区伍德罗·威尔逊研究所和牛津圣安东尼学院院士。
学什么?忘记过去等于背叛,沉湎于过去无益进步
二战结束七十余年来,德国一直在对战争进行深刻反省,日本官方却对暴行抵死不认,反倒认为自己是“受害者”。面对相似的历史,为什么德国和日本在战后的做法反差如此之大?对于像我们中国这样的战胜国、同时也是受伤最深的国家,又该用什么样的态度对待这一段历史呢?
《罪孽的报应》精确剖析了德日两国的战争记忆,通过深入调查和实地走访,得出了一个结论:政治制度和文化制度的转变,是影响国家对战争认知的关键因素。本书超越常见的罪文化与耻文化分析,指出德国与日本在历史记忆上的差异更多地源自于政治。书中同时指出,究竟是加害者还是受害者,并不是以谁最终受的伤害大为依据的,而是要看是谁挑起了不义的战争,谁真正站在正义的一方,如果不思考明白这个问题,和平就永远无从谈起。
你还会发现
· 德国和日本战后做法反差巨大的原因是什么;
· 集体犯罪的概念是什么 ;
· 文化制度是如何影响国家对战争的认知的。
一、国家的战争行为与集体犯罪
我们先来聊聊本书的第一个重点内容,国家的战争行为与集体犯罪。
二战中,德国先后吞并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攻占荷兰、比利时、法国和北欧,在不列颠上空把英国人压得抬不起头,协助盟友意大利占领中欧和巴尔干、稳定非洲战线;日本则在中国、太平洋战场屡屡得手,德意日轴心国集团大有联手瓜分世界的架势。
战争不可避免地会造成人道灾难,将士殒命,交战区人民流离失所,建筑和历史文化遗迹遭到破坏,物质财富付之一炬等等。
但有些行径则与战争本身无关,是彻头彻尾的屠杀和犯罪,比如:纳粹德国对于治下的占领区人民,有计划、有系统地将犹太人送往集中营劳作,将老弱妇孺送进毒气室;日本则在战场上肆意屠杀中国战俘和无辜百姓,强迫盟军战俘长途转移、修筑泰缅铁路与桂河大桥等等。
所幸,世界反法西斯同盟赢得了最终胜利,将这些战犯送上了历史的审判席,善良的人们终于等到了胜利的那一天。
对于战胜国来说,如何惩治战犯,让他们为自己的罪行付出代价,是要程序正义还是要以牙还牙,一开始也是颇有分歧:有人担心这场战后审判被说成是“胜利者的复仇”,难以服众;有人则在讨论是使用当地的法官还是战胜国法官;有人则希望把德国实业家也一同绳之以法。最后通过纽伦堡军事法庭的审判,算是还给世界一个公道。
而作为犯错的一方,如何认识本国的战争罪孽,差别也非常大。
德国的选择是认罪并以行动求得原谅,所以,西德原总理维利·勃兰特访问波兰期间,在华沙犹太人纪念碑前突然双膝下跪,为德国人民求得世人的宽恕;西德的历史教材中也如实记录了二战中德国的行为,并且鼓励学生反思历史;德国的电视台也经常播出辩论节目,甚至可以对纽伦堡审判提出不同观点;更勇敢的是,德国政府甚至在1979年主动废除了追诉“反人类罪”的时效限制,用以自我鞭策。
德国用实际行动,时刻拷问着全体国民:当一个国家的绝大多数国民主动或被动地卷入类似奥斯维辛这样的集体犯罪,这个民族的良知如何被唤醒?如何避免再次犯下同样的错误?
而日本则选择了完全相反的路。裕仁天皇逃脱了应有的惩罚、旧帝国官僚被重新启用。
现任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外公岸信介,是甲级战犯之一,在1957至1958年担任内阁总理大臣;对于昔日被军事法庭处死的七位甲级战犯,战后第一任首相吉田茂手书“殉国七武士”并立碑纪念;日本头面人物以各种名义参拜供奉着二战战犯的靖国神社;日本教科书则在文部省的监管下,被要求淡化和隐瞒日军的野蛮罪行。
在中国有关部门审议设立南京大屠杀公祭日草案期间,日本内阁官房长官不是代表日本深切反省侵华日军的暴行给中国人民造成的伤害,而是公开质疑中国政府的动机,称“南京大屠杀”为“南京事件”,狡辩遇难者人数无法查证,变相否认日军罪行。
看到德国的诚恳、自责与愧疚,世人会谅解他们,也不会担心纳粹重生;看到日本人的健忘与推卸责任,人们不禁要担忧军国主义死灰复燃。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两个国家及其国民的行为反差呢?
二、政治制度和文化制度的转变是影响国家对战争认知的关键因素
书中说,造成德国和日本两个国家对战争认知巨大反差的关键因素是政治制度和文化制度的转变。下面,我们分别讲一讲这两个转变的影响。
1、政治制度的转变对国民行为的影响
作者认为,国家政治制度的转变是转变国民价值观和行为准则的首要条件和推动力量。
如果这种转变主要是通过内部自主发生的,它就会有效地促进国民政治成熟,例如,1949年,德国颁布了新的基本法,在纳粹的废墟上重新建立起民主共和政体,虽然境内仍然留有外国驻军,但德国人民逐步获得了本国的内政外交自主权,从宪政和自由民主的角度反思过去,认识到了战争的危害,通过一系列制度安排,避免重蹈覆辙。
而如果这种改变是由外部力量逼迫着强制发生的,例如,美国占领军给日本人强行塞了一部《和平宪法》,虽然这部宪法规定,日本必须放弃交战权、不得保留陆海空三军和其他军事力量,但冷战的爆发又让美国人做出了自相矛盾的决定,他们逼迫日本推翻自己的宪法,建立了一支本不应该存在的军队:国民自卫队。
宪法作为一个国家的根本大法,被外国占领军根据自身需要随心所欲地修改,其权威性荡然无存。同时,占领军首脑麦克阿瑟需要在远东拥有一个反共防苏的可靠盟友。
于是,他就在日本国内铲除共产主义萌芽,通过停止清算旧势力、操纵选举,使得腐朽的保守派政党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大权在握,维系了自民党政客、旧官僚和大财团对美国人的忠诚;又通过朝鲜战争,交付日本大批军事订单,让日本产业界和劳工阶层迅速致富。这些安排的结果就是扼杀了日本的政治自主权,让日本人从效忠天皇到效忠叼着烟斗的“日本的太上皇”。
正是由于日本的政治制度转变不够彻底,直接导致了日本社会在对待国家罪行的思考上严重滞后于德国,日本社会充斥着沉默的大多数和糊涂的大多数,始终难以展开对战争罪责、人道灾难和国家认同等重大问题的公共讨论和深入反思,也使得日本难以摆脱在国际政治中的被动局面。
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结束之后,德国应北约要求派出维和部队,国际社会几乎没有什么异议;但是,当日本自卫队借助两次反恐战争的契机,推出“保安三部曲”,为自卫队的海外行动做铺垫时,却引起了东亚国家的普遍警惕,遭到了严重的抵制。
同样是想要参与维和事务,但国际社会对于德国和日本的认识和接受程度截然不同,关键原因就是两国对于战争罪行的认识和态度不同,德国让人放心,而日本则让人警惕。
2、文化制度的转变对国民行为的影响
作者认为,影响战后日本与德国对于战争罪行的不同认知的第二个重要因素,是文化制度的转变。
在文化制度的变革中,最重要的就是教育的变革。德国和日本在历史教育上的做法是完全不同的。
在德国巴伐利亚州的课本上,专门摘录了纳粹法学家施密特为纳粹党合法性辩护的原话,和党卫队军校校长号召学员为希特勒献身的演讲,要求学生们在读完这些材料之后,围绕“在一个建立于错误规范之上的国家,个体应如何行事”这一问题展开讨论。
正是这种理性的基础教育和自由的政治辩论,培养了学生独立思考的意识,让德国人逐渐成熟起来,不再盲从权威。
日本人的教育,则始终为统治集团的利益服务,畸形的民族自豪感与党派私利凌驾于历史真相之上。日本著名历史学家,东京教育大学教授,家永三郎在编写高中历史教材时,被勒令删除有关南京大屠杀、日军奸淫妇女和日军在伪满的“医学实验”,家永三郎愤而起诉政府违宪,官司足足打了35年,经历了不断的上诉和被驳回,最终遗憾离世。
事实上,日本在国民教育和教科书上犯的错误危害的不只是日本国民,日本在二战中最后失败也与这种错误的教育有极大的关系。
1941年,日本攻占西贡,威胁南洋,美英宣布对日禁运,并下达最后通牒,要求日本退出印度支那和中国战场。为避免日美关系决裂,日本主动与美国进行了三个月的谈判。
但由于日本民众长期接受军国主义教育,受错误的教材影响,他们认为日本才是世界顶级强国,而美国人贪图安逸、沉溺享乐、缺乏战争意志,根本是不堪一击,所以谈判时坚决不能退让,这种强硬的民意绑架了日本政府的谈判代表,使谈判进入僵局。
由于没人敢承担对美妥协的责任,最后只好把裁决权交到了裕仁天皇手上,裕仁天皇早年留学欧美,深知美国作为“民主国家兵工厂”的实力之强大,也明白妥协对日本更有利,但他也不敢违背“民意”,做出示弱的决定,只得含糊其辞地写下御批“四海之内皆兄弟,缘何无事起风波”。
于是,日本偷袭珍珠港,挑起太平洋战争,美国全面参战,二战形势迅速逆转,最后轴心国战败。所以,当时的美国国务卿赫尔讥讽日本说:“我们原本只是告诉日本人不要纵火,没想到对方竟然选择了自焚”。
三、到底谁是“战争的受害者”?
战争,有正义与非正义之分。我国春秋时期重要的军事著作《司马法·仁本》中说:“杀人安人,杀之可也;攻其国,爱其民,攻之可也;以战止战,虽战可也”。意思是说,杀掉坏人,保护好人,杀人是可以的;进攻其国家,解放其人民,进攻是可以的;以战争制止战争,纵然打仗也是可以的。
《司马法》相传是我国古代军事家、思想家、政治家姜子牙所作,距今已经两千多年,但其中对于战争的理解却一点也不过时。
它强调即使是战争也要以“仁”为本,不随便发动战争,要打“除暴安人”的正义之战,要以“不伤民”为根本前提,滥杀无辜、破坏农时、杀害已经投降的士兵、虐待受伤的战士都是“不仁”的行为。
即使进入了敌对的国家,也要做到“不准亵渎神位,不准打猎,不准破坏水利工程,不准烧毁房屋建筑,不准砍伐树木,不准擅取家畜、粮食和用具。见到老人和儿童,要护送他们回家,不准伤害。即使遇到少壮的人,只要他们不抵抗就不以敌人对待。对于受伤的敌人,要给予治疗,而后放他们回去”,这样的战争才是正义之战,这样的军队才是王者之师。
按照这样的标准,二战期间,德意日法西斯的种种暴行就不用说了,即使是后来的盟军,也不能说是完全意义上的正义之师。
尤其是二战末期,轴心国全面溃败,盟军的德累斯顿大轰炸,摧毁了德国的一切工业基础,苏联红军先后解放波罗的海沿岸和中东欧,接着攻入德国本土,同样造成了巨大破坏。美国对日本发起的“东京大轰炸”几乎把东京炸成一片废墟,广岛、长崎的两颗原子弹更是无差别地直接灭掉了二十多万人,把两座城市化为炼狱。
即使是这样,德国人完全没有把自己视作战争的受害者,而是各归一码,正确看待自己发动侵略战争、灭绝犹太人的罪责。相反,日本则“顺理成章”地把自己归为“战争受害者”。
人的记忆是有选择的,德国人选择了全盘接受,而日本人选择了“受害者”记忆的同时,消除了自己作为对亚洲其他国家“加害者”的记忆。部分右翼政客如石原慎太郎之流,甚至还振振有词地说:“如果我们依赖那些把历史用作政治宣传的外国人和他们提供的信息,我们就会处在丧失自我历史观的危险当中”。
当然,日本国内并非全无理性的声音,只是这个声音太微弱了。日本的大久野岛曾经是二战期间日本毒气工厂的所在地,如今这里已经被改造成了博物馆,馆长叫村上初一,他在1940年,刚满十四岁时,就被征兵入伍,工作就是在毒气工厂担任门卫。
在接受本书作者采访时,村上说:“在喊出‘永不再战’的口号前,希望人们见识下战争的真面目,如果光从广岛原子弹爆炸受害者的角度审视过去,只会助长仇恨。”
是啊,究竟是加害者还是受害者,并不是以谁最终受的伤害大为依据,而是要看是谁挑起了不义的战争,谁真正站在正义的一方,如果不思考明白这个问题,和平就永远无从谈起。
总结
距离纽伦堡审判和东京审判已经过去七十年,如何在不扭曲法律的前提下伸张正义,如何在不歪曲历史的前提下让战胜方审判战败方,始终是大家争论的焦点。虽然这两场世纪大审判都不是完美无缺的,但它至少给二十世纪的人们上了一堂生动的历史教育课。
当年的战败国,德国和日本在战后励精图治,重新成为发达国家,但在对待历史问题上,二者表现大相径庭:德国不断反思战争罪行和对犹太人等族裔犯下的罪孽,时刻警惕纳粹死灰复燃,致力于回归世界大家庭;日本则不断抵赖罪行、敷衍塞责,右翼势力为军国主义招魂,因历史问题与其近邻始终龃龉不断,国家正常化反而长路漫漫。
当年的战胜国之一,已成为“世界警察”的美利坚,借助“反恐”的旗号,先后发动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推翻了利比亚卡扎菲政权,大规模轰炸叙利亚,谋求铲除委内瑞拉马杜罗等“邪恶”的拉美左翼政府。
但美国非但没有把和平、富庶与民主带到当地,相反却造成了混乱、贫穷和巨大的人道主义危机,父母失去孩子,孩子失去家庭,孤儿成为反美抵抗组织的后备力量。
电影《纽伦堡审判》中,美国检察官说:“这次要用它来对付德国侵略者,但以二十三国名义主持这次审判的四大国都很清楚,我们今天用来审判这些被告的标尺,明天也将被历史用来审判我们。”
《司马法·仁本》告诫我们:“故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安,忘战必危。”意思是说,再强大的国家,如果一味好战也必定要灭亡;天下虽然太平无事,但如果忘掉战争的危害,也必定会十分危险。两千多年前老祖宗的智慧,在今天仍然被一次次反复证明它的正确性,它一方面提醒某些大国不要妄起争端,另一方面也时刻提醒身处和平环境太久的我们,要居安思危,不能麻痹懈怠,盲目乐观。
天道轮回,历史不会因某些人的失忆而消亡,只有认清真相,才能更好地面向未来。
恭喜你和“今今乐道读书会一起读完了你生命中的第1413本书,希望今天的内容能给你有益的启发。(拆书人:唐灿)
《罪孽的报应》金句:世上没有危险民族,有的是危险的情境,这是政治安排的结果。
实际的政治安排,往往比所谓的历史规律和民族性格,更能影响一个国家在面对自身历史遗留问题时所采取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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